爱我中华，奔驰不息——追记民盟中央原名誉主席钱伟长

2010年7月30日上午6时，98岁的钱伟长教授在上海与世长辞，永远告别了我们。

钱伟长，男，汉族，1912年10月9日生，江苏无锡人。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。作为中国著名力学家、应用数学家、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，中国近代力学、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，钱伟长兼长应用数学、物理学、中文信息学，著述甚丰，特别在弹性力学、变分原理、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。他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，上海大学校长；第一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常委，第六、七、八、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；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、第四届中央常委、第五、六、七届中央副主席、第七、八、九届中央名誉主席。

钱伟长与钱学森、钱三强并称“三钱”。他的辞世，是我国科技事业的巨大损失，也是民盟的巨大损失。

曾有不少人问他，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教育家，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人士，贯穿你一生的信念是什么？钱老的回答是：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。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，是多少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、民主人士恪守的人生信念，更是贯穿了钱伟长的一生。

弃文从理  留学归国

1912年，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七房桥村一个清贫的教师之家。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四叔——国学大师钱穆，“伟长”这个名字就是钱穆亲自取的。16岁时，父亲病逝，之后他就一直跟随四叔生活。受其耳濡目染，18岁那年，钱伟长以中文和历史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。可就在他决定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，也就是 1931年9月18日，“九·一八事变”爆发。一时间，全国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，支持抗日。钱伟长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，当时就火了：“没飞机大炮，我们自己造。我要学飞机大炮。”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理，转投物理系门下。由于高考物理成绩只有5分，一开始他被物理系主任拒绝，几经周折才得偿如愿，并且学习异常努力，后来成为了物理系的尖子生。学生时代的钱伟长爱国热情非常高，他还曾经参加过一二·九运动和民族解放先锋队。

1939年钱伟长考取了中英庚款会公费生留学生，但留学的过程却一波三折。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留学计划一度被迫中止，可三个月后，当中英庚款会做好了所有准备时，钱伟长却和同学们一起选择了放弃——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并在横滨停留激怒了他们，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！直到1940年8月，钱伟长才终于在上海登船，赴加拿大留学。他对前来送行的四叔说，出国不是为了自己和家庭，而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。在多伦多大学，钱伟长主攻弹性力学，在导师辛格的指导下，用50天的时间完成了论文《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》。这是世界第一篇有关板壳内禀的理论，几十年来深受国际学术界重视。这篇论文和爱因斯坦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共同发表在一本文集里，而那时钱伟长到加拿大还不到一年。

1942年，钱伟长博士毕业后来到了美国，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·卡门。之后，他进入美国著名的喷气推进研究室工作，在导师引领下，不辞劳苦地奔走于研究室的白沙基地，参与火箭和导弹试验，并在飞行器结构力学、高速空气动力学和飞行器动力学方面作出多项成就。1944年，他成为美国航空科学学会正式会员，并在美国航空工程学会上宣读了《超音速对称锥流的摄动理论》。美国应用数学季刊分三期连载了钱伟长博士论文的基本部分，其中一个重要方程被称为“钱伟长方程”。1946年，他与冯·卡门合作发表了《变扭率的扭转》一文。冯·卡门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。

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国内传来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消息。1946年，钱伟长做出了回国的重大决定，以“久离家园、怀念亲人”为由，取得了回国权。怀着出国前立下的誓言，他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清华大学，担任了机械系的一名教授。为了生活，更为了实现“科学救国”的抱负，他同时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兼课，一个星期十几堂课，几乎包下了这三所学校物理系所有的基础课程。因为薪水低，他经常要借贷度日。1948年有友人捎信给钱伟长，告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亟愿他回该所复职，可携全家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。他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，填写申请表时，在“若中美交战，你是否忠于美国？”处毅然填上了“NO”，最后以拒绝赴美了事。这期间，他参与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——北京大学力学系；出版了中国第一本《弹性力学》著作，开设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，该班学员大多成为中国从事力学研究科学的领军人物，为我国的机械工业、土木建筑、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

“三钱”谱写佳话

新中国成立后，钱伟长开始从事行政工作，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。1956年，钱伟长和400多位专家教授一起参加了新中国自然科学12年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。这是旷无古人的大事，分歧争论在所难免。钱伟长提出要把原子能、宇航、计算机和自动化列入发展规划，这个主张并不是囿于自己从事的学科，而是关注到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发展。当时只有钱三强和钱学森支持。吵了一年多，最后周恩来说，“三钱”说得对，我们国家需要这个，并把三人增补进领导制订规划工作的“十人小组”。此后不久，周总理在许多公开场合把三人并誉为“三钱”，也就是后来传开的“三钱”的来历。

1957年，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《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》一文，对当时清华大学照搬苏联模式的教学思想提出了意见。他的主张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背，引发了一场历时三个月的大辩论。随着反右运动的愈演愈烈，钱伟长被打成右派，毛泽东的一句话“他是好教师”才让他保留了教授资格，但他已经没有了上课的机会。

在科研上，钱伟长什么领域都去研究，在什么领域研究都有收获，于是有人戏称他为“万能科学家”。对此，他说，“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”，“国家哪方面需要我，我就力所能及地去干”。从被打成“右派”到1966的九年间，这位被困在清华园里的科学家先后为各方提供咨询、解决技术难题100多个。他曾应李四光要求研究测量地引力的初步设想措施；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、穿甲试验、潜艇龙骨计算提供咨询……

1968年，这位56岁的科学家被分配到北京首都特钢厂做了一名炉前工。他和工人们一起建立起了热处理车间，还设计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液压机床，也由此和工人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1972至1974年，他接到为坦克和野外作业部门研制大电流高能电池的任务，他成功地研制出多项指标超过国际水平的锌－空气电池，并协助建立了锌空气电池厂。

古稀之年任“终身校长”

1979年，钱伟长摘下了右派的帽子，开始担任一些职务。这一年，他已经68岁。1983年，已过古稀之年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，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。这是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任命的，还特别注明了“不受年龄限制”，意为终身教职、终身校长。

上海工业大学原是60年代初建成的一所地方大学，学校的建设发展在文革时期受到严重破坏。钱伟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学科研的改革，首先提出了“拆除四堵墙”的口号——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，拆除师生之间的墙，拆除科系之间的墙，拆除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墙。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、创新能力和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，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，1992年，钱伟长又推行了短学期制、学分制和选课制，精简了教学大纲，并从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，增设了许多新的科系。因为在全国没有先例，学分制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压力重重，后来在几年内竟风行全国。

1994年，上海工业大学、上海科技大学、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合并，定名为上海大学。年逾八旬的钱伟长担任合并后的上海大学校长。如今的上海大学，已经是一所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，无论是办学水平与效益还是整体办学条件，在全国高校中都已跻身先进；“自强不息”的校训和“求实、创新”的学风在这里弘扬光大、生生不息。钱伟长说，要把上海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，当好校长不仅是他的责任，更是他的义务。的确，自从来到上海他就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，他从没拿过上大一分钱的工资。

作为教育家的钱伟长，出版过五十万字的《论教育》。他强调务实，更强调“教育兴国”。1977年以后，他去祖国各地做了数百次讲座和报告，提倡科学和教育，宣传现代化。他在办学中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念，如学校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，为社会服务；要办好工科，必须有坚实的理科做基础；高校教师要同时挑起教学和科研两副担子；不能围绕高考的指挥棒转，不能让分数牵着鼻子跑；学比教更重要，教，关键在“授之以渔”；培养的学生应当是全面的人，是爱国者，是有文化艺术修养、道德品质高尚、心灵美好的人……“拆除四堵墙”的高校办学宗旨、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思想、和谐教育思想和美育思想，都是钱伟长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。

“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做到老”也是钱伟长的口头禅。“我36岁学力学，44岁学俄语，58岁学电池知识。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，我学计算机是在64岁以后，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，当然不像年轻人那么好，不过也吓不倒我。”他的这番话，跟上海大学校园内他手书的“自强不息”四字一样，都激励着年轻的学子们为国家的需要而上进、拼搏。

半个多世纪的参政议政生涯

钱伟长和费孝通这两位泰斗级的大学者既是同乡，又是挚友，还是多年的邻居。同为民盟的领导人，他们出身名门，却有着深刻的平民情结，忧国忧民，心系百姓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钱伟长的参政议政空间比之前更为宽广。1978年以后，钱伟长经常到各省市、自治区，特别是贫困的边远山区考察，为富民强国出谋划策。南到西沙群岛，北到漠河，西到新疆大漠，无不留下他奔走的身影和直言的调查报告与建议。

1980年受福建民盟邀请讲学期间，钱伟长了解到福建马尾港有四个泊位因选址不当而淤塞，如迁南岸则费钱费时，且陆路不畅。经现场考察，钱伟长建议在对岸水中堆积卵石，“束水攻沙”，解决了泥沙淤积问题，促成了抛石筑坝工程的实施。之后他数次去福建讲学考察，提出了开放三都澳为民用港口、开发湄洲湾、保护武夷山为朱子理学研究基地等建议。

1982年，费孝通和钱伟长率民盟中央智力支边小组去呼和浩特草原。

1986年，费孝通、钱伟长等10位主讲人以《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战略问题》作为总题目，分别就中国科技、教育、人口等10个方面的战略发展问题发表看法。听众900余人中，有45%来自各级党政部门决策机构。这只是民盟中央“多学科学术讲座”历年活动中的一次。盟内知名专家、学者受邀赴各地开展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形势报告等多方面的讲学活动，从1983年起就逐渐发展为由各级民盟组织的有组织、有计划的系列大型讲座，取得了极佳的社会效益。

1986年开始，民盟四川省委组织专家学者，开始了对遂宁的智力咨询服务。钱伟长从1989年“遂宁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”课题组成立伊始就亲自指导，历年来多次到四川指导“盟遂合作”工作会议。1990年，他在《求是》杂志上发表了《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在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作用》一文，指出，盟遂合作“是共产党领导下，多党合作的一次成功和有益的尝试，为全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榜样”。

1988年，开发大西北问题正式提上民盟中央议事日程。当年，费孝通和钱伟长带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，并与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内蒙古两省两区的党政领导在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后达成了共识。7月，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建设研讨会在甘肃兰州召开。会后，费孝通和钱伟长以民盟中央主席、副主席的身份联名上书，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议，希望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。这项建议很快得到批复和支持，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，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此后，民盟中央成立了名为“区域发展研究委员会”的专门机构，费孝通、钱伟长担任召集人，积极推进这项工作的开展。后来，黄河上游民族经济开发区顺利建成，西北地区的老百姓感动地说：“钱伟长和费孝通为我们西北人做了件大好事！”

1988年，钱伟长率领专家工作组赴贵州毕节进行实地考察，帮助毕节制定试验区规划。1989年，“支援贵州毕节试验区规划实施专家顾问组”正式成立。顾问组由各民主党派中央、全国工商联选派的高层专家组成，钱伟长任第一、二、三届组长和第四届总顾问。20多年来，作为为毕节试验区实现发展目标而设立的智力支援机构，顾问组对毕节地区重大项目的上马、重要行业的发展、支柱产业的培育做了大量具体工作，提出了建设“两烟”、畜牧业、铅锌、煤炭产业群，建立项目储备库、培训项目管理人才等重大建议。钱伟长曾就贵毕公路、洪家渡电站、毕节化肥厂“6改12”等项目，亲自给国家和有关部委领导人写信反映情况、提出建议，对促成了这些项目的立项和修建发挥了重要作用。2008年9月，为感谢他们为毕节地区发展做出的贡献，钱伟长和顾问组现任组长厉以宁等专家被授予了“毕节地区荣誉市民”。就在钱伟长逝世当晚，毕节的同志就打电话到民盟中央，询问后事怎么办，毕节人民对他的怀念如何表达。

此外，在甘肃，他和民盟中央的同志建议用黄河的电力把黄河水送上高原。目前已形成11个灌区，500万亩良田，平均亩产400公斤。常年缺粮的甘肃省已经自给有余，并有了丰富的蔬菜瓜果。

他和民盟中央的同志还建议金川镍厂打破单一冶炼模式，超产留厂，深度加工。目前，该厂周围已形成有42个集体所有制厂的附属企业群，开发出多种贵金属和各种畅销国内外的产品。贫穷的金川已经变成河西走廊上一颗金灿灿的明珠。

在云南，他建议恢复汉朝通商路线，把滇西变成我国云贵川地区与缅甸、印度、孟加拉、老挝、泰国、越南之间的商业大道。并建议开发矿产以繁荣西南边陲。

此外，他还于1985年至199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，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，为香港、澳门回归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，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。

……

对于民盟的参政议政工作，钱伟长说，在新的历史时期，民盟的工作毫无疑问地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为经济建设服务。而要解放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，有一个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过程。民盟作为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参政党，大多数盟员工作在文教、科技第一线，在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、促进科技发展、解放生产力、发展经济等方面，大有用武之地。他说，在过去的十几年里，民盟已在转移工作重心的过程中，逐步摸索出一条发挥知识分子智力优势，为经济建设出主意、想办法，做实事、做好事，积极参与国是咨询，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工作方法。

 被称为中国近代“力学之父”、“应用数学之父”的钱伟长，一生取得的学术成就普通人难以望其项背。他在板壳 问题、广义变分原理、环壳解析解和汉字宏观字型编码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国际上以钱氏命名的力学、应用数学科研成果就有“钱伟长方程”、“钱伟长方法”、“钱伟长一般方程”、“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”等。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180篇，包括物理、力学、应用数学、电化学、微波、中文信息等各方面，专门学术著作20种。薄板大挠度问题获1954年全国科学奖，锌氧电瓶获北京市1975年科技进步奖，广义变分原理获1982年全国科学发明奖，《钱码》获1985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1986年全国中文计算机编码评测甲等奖，《穿甲力学》获1988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等。1952年评为全国科普积极分子。1956年被选为波兰科学院院士、1986年获加拿大多伦多赖尔逊学院院士称号。1988年获澳门东亚大学名誉博士，1989年进入美国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名人录，1992年进入世界500杰出人士名录。

他传奇般的人生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；他爱国敬业、无私无畏的精神，求真务实、追求创新的理念，敢作敢为、坦坦荡荡的人生态度，是我们永远的楷模。

钱老生前说过的一句话，给了他自己这一生最好的诠释：“桑榆未晚，欣逢盛世；爱我中华，奔驰不息。”（摘自民盟中央网站）